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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國家醫保局、中紀委相繼發文，部署對醫藥領域商業賄賂等進行嚴厲打擊。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多方信息顯示，打擊醫藥商業賄賂將從頂層設計開始推動，信息共享，強化監督，深入治理。
早在6月初，國家衛健委等九部門就發文強調，2020 年年底前將由國家衛健委牽頭，各成員單位按照職責分工配合，規范醫商合作交往途徑。
此前，國家醫保局一位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根據公開可查的法院判決文書統計，2016年至2019年間，全國百強制藥企業中有超過半數被查實存在給予或間接給予回扣的行為，其中頻率最高的企業三年涉案20多起，單起案件回扣金額超過2000萬元。不久前，在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也披露了一則刑事貪污案件，涉及飛利浦、西門子等企業行賄行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很多藥企都在加強內部合規化，部分藥企還對醫藥代表崗位進行調整。“隨著帶量采購的持續推進，未來商業賄賂的情況會越來越少，因為已經沒有錢去賄賂了。”9月22日，北京鼎臣醫藥管理咨詢中心負責人史立臣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有統計顯示，素有“GPS”之稱的跨國醫藥行業巨頭GE、西門子、飛利浦在我國醫療設備市場份額達到80%以上，幾乎壟斷了我國市場。但近年來，“三巨頭”在我國相關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卻頻繁爆出行賄丑聞。
近日，在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披露的一則刑事貪污案件中，一飛利浦代理商曾兩次向時任西寧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柴多行賄共計人民幣20多萬元，兩次均是彩超機調試安裝后，醫院未付款，柴多受賄后向醫院打招呼盡快付款。而在此案件中，柴多還幫助楊某代理銷售的西門子牙椅順利中標，此后，楊某邀請柴多到珠海觀賞航展，并在白云機場將裝有30萬元人民幣的水果箱送給了柴多。
在山東省原煙臺市萊山區第一人民醫院黨支部書記、院長郭軍受賄一案中，飛利浦彩超設備銷售代理商通過郭軍向萊山分院銷售了3臺飛利浦彩超，前后共向郭軍支付“傭金”70萬，并額外拿出20萬送給郭軍，總行賄額達90萬元現金。
7月30日，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的王建民受賄罪案文書顯示，志慶公司趙某向四川眉山市醫院銷售GE醫療超聲設備，并給了中間人汪某高達210%的推廣費，后汪某用這筆推廣費給時任院長的王建民直接在成都購買了一套房產。
西門子公司在“產品推廣”方面更是出手闊綽。據美國司法部文件透露，2001年至2007年期間，西門子醫療集團共向中國5家醫院行賄共計1440萬元。2015年，西門子旗下醫療部門因涉嫌賄賂醫院使用其高價醫療產品遭國家工商總局調查，涉案醫院多達1000家。
跨國藥企的“行賄大動作”，暴露出醫藥代理與醫院負責人之間的灰色交易，但就目前貪污受賄案件的審理來看，被追究責任的基本為醫院負責人。
2008年至2018年間，時任云南省文山州中醫院院長的韋光萍利用職務便利，多次收受企業相關人員行賄現金共計人民幣166.5萬元，在藥品及醫療器械采購、資金撥付等過程中為他人謀取利益。最終，云南省壯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韋光萍受賄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五萬元；國有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總刑期七年零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
2008年至2017年期間，羅志在擔任貴州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注冊處處長期間，多次索取他人人民幣200萬元，單獨非法多次收受他人人民幣181.6萬元，伙同他人共同收受干股價值人民幣10,532,231.2元，共計受賄人民幣14,348,321.2元，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
2004年至2017年，廣東四匯醫藥有限公司主管人員李成為擴大公司業務量及加速回收貨款，先后向多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共計人民幣1016.2萬元，其中包括肇慶市高要區人民醫院院長王某、四會市人民醫院院長籌某和四會市婦幼保健院院長曾某等。最終，法院判決廣東四匯醫藥有限公司犯單位行賄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一千萬元，李成犯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萬元。
上述案件僅為醫藥行業商業賄賂的縮影，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至2019年10月，醫藥領域被查處的行賄、受賄案件高達3113件，2013年以來尤為高發，相關案件超3000件。除跨國醫藥企業外，還有很多國內知名藥企涉案。如國藥控股曲靖有限公司總經理羅某為在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的藥品配送、新進藥品以及抗生素藥品使用方面獲得幫助，曾先后12次向該院原院長張某某行賄人民幣共計113萬元。揚子江在2013年至2018年期間涉嫌行賄案件14件，行賄金額高達上百萬。
北京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指出，過去多少年，有很多藥品藥價虛高，就是一些藥出廠價便宜，但經過若干環節的環環加價，到了醫院、患者手里就非常貴，這就是商業賄賂造成的。
為了打擊醫藥行業商業賄賂行為，國家有關部門陸續出臺了相關政策和管控措施，多個部門甚至聯合出擊。
9月17日，國家醫保局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簽署《關于開展醫藥領域商業賄賂案件信息交流共享的合作備忘錄》，主要內容為建立醫藥領域商業賄賂案件定期通報制度，與國家集采中建立的企業信用信息評價體系配套實施，旨在積極拓展醫藥領域商業賄賂案件司法成果在醫藥價格和招采領域運用，共同促使醫藥價格合理回歸。
據了解，國家集采中企業信用信息體系建設涉及打擊醫藥行業商業賄賂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定信用評價目錄清單，將醫藥商業賄賂、壟斷行為、不正當價格等行為納入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范圍；二是建立醫藥企業信用評級機制，省級集中采購機構依據法院判決或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事實開展信用評級，根據失信行為性質、情節、時效、影響確定醫藥企業在本地招標采購市場的信用等級；三是建立失信行為分級處置機制。
省級集中采購機構根據醫藥企業信用評級，分別采取書面提醒告誡、依托集中采購平臺向采購方提示風險信息、限制或中止相關藥品或醫用耗材投標掛網、向社會公開披露失信信息等處置措施。情節特別嚴重時，失信企業將面臨喪失集中采購市場的風險。
另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也在9月18日發表《紀檢監察機關強化醫療領域監督，緊盯風險點斬斷利益鏈》一文，講述了多個醫療行業亂象整治的案例，提出紀檢監察機關立足職能職責，堅持問題導向，全面梳理醫療領域廉政風險點和高風險緩解，堅決斬斷醫療領域腐敗利益鏈，推動醫療行業祛除歪風邪氣。
一位醫藥行業資深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國家醫保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后，再有此類案件勢必將計入醫保局企業信用評價，這或將直接影響帶量采購等工作。
雖然多個部門發文對行業有很大的震懾力，但史立臣認為，最關鍵的還是政策落地問題。“就拿集采設立的企業信用黑名單來說，真正進入其中的企業有幾家？像步長制藥、恒瑞醫藥這些企業，都存在商業賄賂問題，并且不止一次，它們進黑名單了嗎？集采更多的還是看中價格。
史立臣還指出，對醫藥商業賄賂現象的打擊包括法律層面和非法律層面兩個方面。法律層面就是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非法律層面則是行業監管的問題，應當從供給側和醫院入手，理清細化制藥企業、代理商、醫藥代表、醫院院長、科室主任和醫生在其中應當承擔的責任，而不應當簡單完全歸責于企業。
史立臣認為，打擊醫藥行業商業賄賂不應當是一個部門的責任，也不應當各部門獨立行動，各干各的，而是應當各部門聯合行動，才能進行有效打擊。并且，醫療耗材納入帶量集采范圍逐漸成為趨勢，藥品和醫療耗材的利潤空間都將進行壓縮，“隨著集采不斷推進，未來醫藥商業賄賂行為會越來越少，因為到時企業已經沒有錢去賄賂了。”
博思雅CEO王颕認為，在國家集采及醫藥反腐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藥企需要深度必須正視內部合規建設，營銷策略也將隨之調整。“在帶量采購、稅務核查、醫療糾風等多重政策疊加下，藥企傳統的營銷模式在面臨著劇烈的沖擊。在一線的醫藥代表也需要增加合規與安全意識。”
